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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上班第一天

2019年04月15日 13:20

    “现在既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对它所存在的问题也要深入探讨。民办教育的复杂程度远比我们想象得高。民办教育是金矿,但是这里面含着沙砾,需要我们慢慢淘,淘出真金。”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如此表示。

    一个孩子回来谈感受,家长泪流满面。我们到河北一个地方去支教,他们准备从那个学校选择一个小孩,共同资助他完成更高一级的教育,那个学校多数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后来这个事情委托给支教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说我怎么去从两百多个孩子里选择一个孩子,简直在作孽,她总结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此消除贫困成了我一生的追求。这种话不是坐在这儿吃着麦当劳肯德基讲的,一定是有真实的体验、直接经验才能讲出来。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长全哭了,这对家长也是个教育。

    这需要考生有明确的读者意识。考生要明白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决定该发表什么样的看法;要揣摩即将面对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决定该如何去表达。

    第3步题目揭晓

    这意思,是要儿童去读脱离生活的作品吗?你们这些教育家,拿儿童读物当成什么了?

    回顾我们的高考语文命题,曾经有过一个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的转向。1996年,高考语文“考试大纲”提出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鉴赏5个“能力层级”。之后,高考语文命题就逐步从着重考查学生的语文知识,转为着重考查语文应用能力。这一改变,对引导中学语文教学回归学科本质和为高等教育选拔人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确实是高考语文命题前进的一大步。

    重庆的“租房”话题也被不少网友“吐槽”,更有网友大呼“完全看不懂”。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和海南均提出,将合并录取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其中,上海2016年起开始施行,海南晚一年施行。此外,海南还提出,从2020年起,录取批次仅设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

    4、连考3年是否增加学生负担?

    在孤独与磨砺中成长

    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是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应有图景。学生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规”,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但学校管理者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利益表达,通过“堵”和“压”的方式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

    “学习首先是建立在兴趣和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在志向基础上,为了兴趣,自己又有能力学习,将来又致力于做这件事,这样的学习是来自于内心,有积极性,所以学的好。”刘希平说到。

    同时,一些地方着力通过教研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乡村教师培养方式。贵州构建“省内外优质教师培训基地—区域性乡村教师发展中心—乡村校本研修示范学校—乡村名师工作室一体化”的乡村校长教师专业发展服务支持体系;海南建立省级教研机构分片视导和市县教研机构教研员包点帮扶制度,重点对乡村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教学基本规范和教育科研基本能力进行指导;辽宁计划到2020年建立不少于100个乡村教师“影子”培训基地学校,组建1000名乡村教师导师团队;江西不仅把乡村教师培训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按不低于生均公用经费5%的标准,保障投入。

    据报道,外地经验表明,这一做法实际效果不错。山东、安徽等地优质高中名额下放的比例已高达60%。希望各地均能借鉴这一做法,并通过改革实践,继续提高优质高中指标名额比例。

    网评2015高考作文难度排行江苏居首位,本报请来小学生研究生作家教授一齐写“智慧”

    同时还要建立名师激励机制,提高特级教师、黄冈名师、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重奖有突出贡献的名师,激励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开展“名师百校行”活动,加强“名师工作室”建设,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市教师整体素质提升。

    “家里人对新的高考方案一知半解,自己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妈妈和哥哥的意见永远不统一,只能哪几门考得好就选哪几门了。”她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择依据,心里却仍有顾虑:万一只是这次考试碰巧成绩好怎么办?自己到底擅长和喜欢哪些科目?大学应该选择什么专业?显然,在这道人生规划的选择题面前,一年的学习生活没有让施灵得出答案。

    对于考场舞弊,我们必须认识其严重性,加大力度进行治理。一方面完善相关技术管理手段,杜绝一切舞弊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需要加大对舞弊的惩处力度,用法治的精神杜绝作弊行为。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今的社会,不论男女,都怕入错行。选专业,实际上就是在选行业、选事业。专业没有高低贵贱,行业也没有等级之分,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所学专业结合起来,就能在积极的投入中充分释放潜能,就能在所从事的领域中做到优异。古今中外有卓越成就的人,莫不如此。

   不要让孩子做人上人,也不要让他做人外人,要让孩子做人中人。

    若干年前,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感叹,他面临的最大烦恼是—学校里有着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在我还不太理解他的话时,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另一所重点高中的一个例子。

    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张伟2014年3月17日猝死在办公桌前。追悼会当天,3000多名学生家长和乡邻挥泪前往送别。张伟十年前接手一中校长的时候,因为办学条件、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不断流失,学校在全县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十年时间,学校的所有事情他几乎都亲力亲为,让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进入优质学校行列。在推广新课改模式时,很多老师认为,新课改放在这样一个偏远的乡级中学,根本实现不了。张伟却认为,没有好的教学质量,学生就不会来学校,学校也就不存在了。他组织大家去省内外先进的学校学习,并且带头开展为期一学期的评课赛课。张伟去世后,家人在他钱包里发现了两张银行卡,一张余额为零,一张为1700多元。这是他干教师20年,任校长10多年给家里留下的全部积蓄。

    刘希平:更多的“选择”让学生不再虐心学习

    凤凰网:我来的路上还跟司机聊,他说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一个暑假就花了五万多。对于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提到这么一种现象,老师上课不好好教,明说课后报我的班补习。这是很多家长无奈的地方,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城镇学校还可以接纳多少学生?空壳学校、麻雀学校该向何处去?

  《中国教育报》近日刊出评论《教育创新共享才有价值》(以下简称《价值》),对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校长李振村因为“全课程”教育实验的原创性问题所发表的博文,提出了不同意见。通读全文,我对文中有些观点不敢苟同。

    “如果多校划片只是分散家长的“注意力”,改变单一划片造成的“买位置”的现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并没得到实质性改变,就不能为学区房降温。而只有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家长从心底淡化择校,学区房也就不可能这么热了。”

    就读大学:清华大学数理基础科学系

  

    一般来说,体制内的教师不会为找不到学生而没有书教,也不会有自己的创业平台。从教师职业状态来说,一些缺少生存动力支撑的“体制内老师”对资源会视而不见,教研动力没有“自由教师”高。而在体制外的教师看来,这些都成了敬畏、珍惜、感恩与服务。从经济利益来说,体制内的教师工资没有办法得到大幅增长,收入往往不能与教师的直接投入和创造直接挂钩。同时,体制内的教师专业道路不是由教师个体决定的,不是按照教师生命个体的专业成长节奏来进行定向和发展的。体制内“觉醒的老师”绽放快,也容易最先受到压制。与之相比,体制外“觉醒的老师”则比较从容淡定,有自由度,自我发展导向意识强烈。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题与社会热点结合紧密。例如重庆作文题“租房”背后涉及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垃圾分类”问题以及公德心问题,安徽的作文题“剧本修改谁说了算”则取材于发生不久的一则演员修改剧本的新闻事件。

    不要以为戾气只存在于“路人”身上,不要以为戾气只是用来攻击教育的工具,不要以为校园的围墙就能把戾气挡住,一个值得忧虑的现实是,一些教师、家长乃至学生,似乎也已经沾染上了这种社会不良风气。

    据近3年来报考数据显示,第一志愿报考普通高中比例在90%左右,全部志愿报考普高的比例为62%——63%。这表明北京考生和家长对于优质高中资源的需求较为强烈。今年,本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规模为8.8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约5.8万人,中职招生规模约3万人。中职招生规模中,五年制高职招生规模0.5万人,普通中专校招生规模1.2万人,职高招生规模0.6万人,技校招生规模0.7万人。和去年相比,今年本市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增加4000余人。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与今年初中毕业生人数增加有关。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这一排行榜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用录取分数来对学校进行排行,迎合的是当前以高考分数作为学校重要录取依据的功利价值导向。舆论对此的解读会是录取分数10强校、100强校之类,这与用高考分数、升学率对高中排行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些高校在乎这一排行,就会引导高校关注高考录取分数,将这作为重要的办学政绩。

  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根据艾瑞深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高考状元”学术成就高,但经商和从政则不是他们的长项。而对于“高考状元”学术成就较高,经商和从政则不是“状元”所长,笔者以为,高考本身就是以学术性质的考察为主。

    “春节前(是否能公布)我没有把握,时间肯定会再长点,但不会太晚。”线联平预计,今年3月应能公布北京高考加分方案。

    暑假成了孩子们的“第三个学期”,甚至比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还苦还累。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老师们可能会给他们布置一大堆书面作业,不少父母更是在假期中把孩子们赶进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兴趣班。

    自主选才 人大注意倾听高中任课教师意见

    谈及均衡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表示,多年以来,北京在发展均衡教育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在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他同时坦言,北京在区域间、校际间教育质量和升学就读机会的均衡性上差距仍然较大,必须靠更加有力的“杠杆措施”加以撬动,才能形成更加坚实的政策导向。

    “又要搞教学,又要照顾特殊学生的吃住行等生活各个方面,这是特教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在余争平看来,这种工作的特殊性,客观上造成了特教教师招聘难的现状。

    “初一不分上下,初二两级分化,初三天上地下”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相信,在当前反腐形势下,全国统一命题也能最大程度减少舞弊的可能,以保证公平。“如果有二十几套命题,理论上的泄题点有二十几个;但一个命题,理论上只有一个泄题点。”郑州一中数学老师姜丽同意这一观点。她说:“就像各省竞赛、保送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样,各省自主命题有更大的违规空间,还是全国统一命题更可信。”

    熊丙奇:一直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以“曲线高考”的态度来对待艺考。调查显示大概只有10%的艺考生是有艺术兴趣的。艺考生应明确自己究竟有怎样的学业规划和职业发展规划,而不是仅仅为了混一张文凭。要让艺考回归理性,关键在于所有考生要回归理性。

    第二、为见义勇为加分,尚未形成公平透明的认定体系。这就容易在监管上出现空白,形成利益链条、滋生腐败行为,给其他考生带来不公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的艺考之路,因为有我姐姐在前面领路,还是比较顺利,但学习声乐花费确实不小。”小时候受父母的影响,卫洋开始接触音乐。“那会我妈妈会唱什么歌就手把手教我唱,像闫维文老师的《小白杨》《咱当兵的人》,这些歌都是我妈妈一句句教会的。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父母,正经找老师学是上了高中以后。高一在运城当地找老师学习,高一后半学期就开始去外地了,在山大音乐学院找老师学习声乐,一周去太原学习一次,这时花费就开始增大了。到了高三专门到成都找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学习声乐。老师换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当时在运城一节课60元,太原一节课 200元,四川音乐学院一节课 500元。加上来回的车费、住宿费,三年的时间花费十几万,这还不算上大学一年一万二、研究生一年两万的学费。从学习声乐到研究生毕业,共花费三十万左右。”

    回想高中4年,李力几乎没有外出娱乐、参加社团活动的经历。除了寒暑假回家,几乎所有时间都留在学校里啃书本、做练习题。可相比之下,同样考入清华的其高中同学王达就“轻松太多”。

    做了多年文化学者的王蒙自己也承认,究竟什么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这很难说清。昨天的讲座一开场,王蒙坦言自己讲这个多少也有点“不自量力”。

    高考新方案,选拔机制有何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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